作者：杨帆速配资
然而好景不长，在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使钱大钧受到蒋介石的猜疑，从而离开了军政中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前往西安召开西北“剿共”战略高级军事会议，钱大钧作为侍一处主任随同前往。蒋介石不顾当时民族危机上升，仍然坚持“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发起兵谏。为了断其退路，张、杨决定将蒋介石停在临潼车站的专列开走。
蒋介石到达西安第三天，张学良乘拜见蒋介石之机，对钱大钧说：“据委员长专列司机讲，机车车头气泵有点毛病，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你看如何？”钱大钧与张学良一向私交甚好，不知是计，未加思索便答应了。当时钱大钧想向蒋介石报告这件事，转念一想，芝麻大点小事没有必要，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列车的车厢很快被甩下，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
当时蒋介石住在华清池，钱大钧等侍从室的人员也都住在华清池。12月12日凌晨4时左右，东北军一零五师一个团包围了华清池，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捉拿蒋介石赶到华清池门外，他们本打算乘车直接冲入院内，遭到蒋介石门卫岗哨的开枪拦击，双方发生冲突。
钱大钧被枪声惊醒，赶紧拔枪急奔蒋介石卧室护驾。谁知蒋介石不在，他回来寻找，在华清池畔被一颗飞来流弹击中背部，从前胸穿出，顿时血流不止。伤口的剧痛使他跌坐在地上，但还不停地急呼双方不要开枪。东北军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见钱大钧满身是血，也急令士兵不要乱开枪，双方这才停火。白、唐随即将钱大钧送往医院，幸亏子弹只是穿透肺叶，加上抢救及时，钱大钧才大难未死。
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回到南京一下飞机便将钱大钧与张学良同时扣押起来。惊魂稍定，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亲自提审钱大钧，问他是否与张学良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使他遇难时不得脱身。钱大钧连呼“冤枉”，说对张、杨的兵谏事前毫无所知，火车头被开走自己并不知其中有诈，又讲了自己当时如何中弹住院的情景。钱大钧说完，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接着又求正在旁边的戴笠将血衣取来递给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时调离侍从室，让他休养一段时间。
从此，钱大钧人生的鼎盛时期已过，开始一步步走向衰退。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后速配资，钱大钧不久便被调离了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巡视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到前线劳军，11月指挥有关部门将故宫古物7000余箱抢运重庆，保护了大批国宝文物。此间与蒋介石的距离渐渐拉远，同时远离了军政中枢。但在宋美龄的支持下，于1938年2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
钱大钧上任后，对空军的军令、技术、总务、防空四个厅安排了人选，又任命了辖属三个军的司令，并通过多种渠道，先后得到苏联和美国空军的援助。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轰炸武汉三镇，钱大钧参加组织了这次武汉空中保卫战。在此次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1架，中国空军损失9架。
这次空战后，钱大钧与周至柔等人决定派飞机到日本领土上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飞行宣传，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即派出由徐焕升等8人驾驶的两架飞机飞往日本。飞机进入日本国土后，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空投了宣传品，最后顺利返航。
此次宣传飞行顺利完成宣传任务并成功返航，使日本防空部队措手不及，令日本朝野恼羞成怒。但却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士兵的士气，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徐焕升等驾机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特地到机场欢迎，并让他的女儿向飞行员献花。钱大钧因参加组织此次飞行受到嘉奖。
应该说，这是钱大钧重新取得蒋介石信任的开始。然而钱大钧在主持空军事务不到半年，竟再次马失前蹄。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获得一笔特别经费，时时不忘敛财的钱大钧竟与少数几个高级官员将这笔经费私分了，后有人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以“私分军费”的罪名将钱大钧撤职查办。由于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钱大钧被撤职后，闲来无事，便到风景秀丽的四川省铜梁县虎峄镇西的温泉创办了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1年7月，蒋介石为了控制西南的交通运输，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组建运输统制局，委任何应钦为运输统制局主任。此时钱大钧已离开军界两年，何应钦便乘机给钱大钧说情，保举钱大钧出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在何应钦的说和下，蒋介石终于决定重新起用钱大钧。
钱大钧出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后，工作相当卖力，运输工作很快初见成效。为了保证抗战物资的安全运输，钱大钧还于当年12月亲自到仰光了解印缅战场的情况，详细分析运输中的利弊，提出新的建议，并亲自监督从缅甸紧急输送物资到云南。
1942年6月，在何应钦的保举下，钱大钧出任军政部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一方面协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工作，同时主管全国部队人员、马匹、武器、装具及训练保养事宜，逐步成为何应钦的左右手。1944年何应钦任职多年的军政部长一职被陈诚取代，蒋介石设立陆军总司令部，调何应钦任总司令速配资，钱大钧也随之离开军政部，再度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为蒋谋划全国的军事行动，且重点为协调中美军事合作。钱大钧与当时驻华的美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交往甚多，共同主持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急忙调兵遣将，从西南大后方向广大的原敌占区派驻军队，抢夺胜利果实。上海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军事重镇，为了控制上海，钱大钧侍从室一处主任的位子上坐了不到一年，即调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
在此任期内，钱大钧与英国多次交涉，收回了跑马厅，禁止了赛马、赌博等活动，扩建了南京中路，修筑了吴淞海堤，为上海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但他嗜财如命的本性不改，不顾上海货物奇缺，物价上涨，伪币充斥市场，民不聊生的现实，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利用“接收”良机，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此时他已看透不会再被蒋介石器重，对宦途已不抱希望，于是，1946年3月主动辞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职，5月辞去上海市市长一职，带着他搜刮来的大量财物，回到苏州故里，过起了奢侈、豪华的寓公生活。
但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钱大钧，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1949年初，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尽管钱大钧知道蒋介石败局已定，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硬着头皮前往重庆赴任。11月，钱大钧随同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12月，钱大钧从海南岛去了台湾。
敛财高官老来受清苦
到台湾后，钱大钧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是一荣誉虚职，并无实际事情可做。钱大钧对宦途早已心灰意冷，对此并无计较。由于喜欢体育运动，钱大钧被聘为台湾省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由于酷爱足球，他在1954年担任了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并自任足球队领队，率台湾球队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亚洲运动会，后来还多次率领运动队到汉城、罗马等地参加体育比赛。1957年，钱大钧还担任了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此外，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和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
1955年，台湾发生“孙立人事件”，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庭讯时，钱大钧义正词严地责问孙立人为什么要密谋兵变，孙立人说：“审判长，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对我过去的战绩是很清楚的，我对蒋'总统’一向忠诚，我更忠于祖国。我如果稍有异心，蒋'总统’也不会现在安居台湾。”孙立人拿出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发给他的电报，电报是在蒋介石赴台前发出的，内容是邀请孙立人去日本东京与他会晤。孙立人又拿出一份会谈记录，是孙立人与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会谈内容，涉及台湾防卫问题，其中麦克阿瑟在会谈时劝孙立人“自主”台湾，被孙立人当场拒绝。
钱大钧审阅了记录原文，只好对孙立人说：“我是根据'监察院’对你的调查报告而组织军事法庭的。你今后权且闭门思过，过一段时间再对你处置吧。”之后，钱大钧将庭审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并为孙立人求情，但蒋介石坚持要判处孙立人无期徒刑，作为审判长，钱大钧对此无可奈何。不久，钱大钧再次规劝蒋介石，说孙立人不会有异心，希望能给予从轻处罚。不知蒋介石出于何种考虑，这次竟答应了钱大钧的请求，允许孙立人在台中自己家中被监视居住。从此，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
1963年，钱大钧出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66年1月，他向美国采购波音727喷气客机5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1968年1月，由于年事已高，加之想要多培养年轻人，钱大钧便将实际工作交给别人去办，自己只担任了“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军校出身，过了大半生戎马生涯的钱大钧，也曾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他的痴情在国民党将领中是出了名的。钱大钧年轻时英俊潇洒，对他倾心的姑娘数不胜数，名门闺秀更是络绎不绝。但他却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欧阳家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大家，其父对女儿管教很严，他坚决反对欧阳藻丽与钱大钧交往，一是不满钱大钧与女儿私定终身，二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毕竟当时中国政坛翻云覆雨，今天的将军，明天可能就是断头冤魂。而钱大钧不肯放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上门说项，最后甚至搬动了蒋委员长出面，却仍没有得到欧阳父亲的同意。
钱大钧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一天在上街巡视时，突然抽出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幸好他的副官早就觉察到他的不对劲，一直留心观察他，见他此举立即上前阻止，夺走了他的手枪。
钱大钧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上海，让欧阳藻丽更加坚定了与钱大钧结婚的决心，在其妹妹欧阳生丽的帮助下，欧阳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钱大钧最终娶得美人归，婚后两人生活幸福美满。
钱大钧后来纳妾也非常传奇，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期间，已经生有5个子女的妻子欧阳藻丽突然身患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欧阳藻丽出于对钱大钧后半生和对子女的考虑，决定促成钱大钧与自己的妹妹欧阳生丽的婚事。因为欧阳生丽暗恋钱大钧已久，为此一直不论婚嫁。于是，欧阳藻丽便要求钱大钧在自己死后娶欧阳生丽为妻，钱大钧对小姨妹的情况略知一二，加上欧阳藻丽病危，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欧阳藻丽便叫来欧阳生丽，当面将钱大钧和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妹妹，并要求两人住在一起，将生米煮成熟饭。了却心事后，欧阳藻丽的病情却一天天好转，后来竟然康复了。于是，欧阳藻丽做主，为钱大钧与妹妹办理了婚事。钱大钧再次结婚后，姐妹二人相处和睦，而欧阳生丽对钱大钧就像赵一荻对张学良那样，始终感情不渝，几十年无微不至地侍奉着他，关怀着他，直至他病逝。当年军统里茶余饭后之余，常有人一边羡慕钱大钧桃花运好，一边笑话欧阳老先生阻婚不成，却赔进去两个女儿。
钱大钧在大陆时虽聚敛钱财无数，但到台湾后似乎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苦，一家人住在台北市的一间公家分配的小木屋里，30多年未变。晚年的钱大钧酷爱书法，他在82岁高龄时，仍旧每天坚持练习写字，他书写的钟鼎篆文苍劲有力，他将自己书写的篆体钟鼎文“金刚经”全文，赠送给台湾历史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他还经常同吴门画派的著名书画家互赠书画诗词，并著有《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另外，他对佛学也很有研究，并通晓英文。
随着一日日变老，钱大钧越发感到自己晚景凄凉，加上身体不好，经常住院速配资，时常想起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怀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钱大钧于1982年7月21日因肝癌在台北市“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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